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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古城墙根的那些日子

  □ 鄢东良

  六十年代中期,父亲从农村调往县里工作,我也从乡下转到县城一所重点小学读书。回想起来,那是我前半生中最难忘最惬意的时光。

  那时的孩子要比现在的孩子幸运许多,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很少,夏、冬两个假期,可以尽情玩耍,快活得要命。说来也怪,那时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眼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儿时的我乱地也敢野,脏食也敢吃,一到夏天整个人晒得乌炭似的。那时的孩子普遍抗寒,比如我,腊月来临前仍穿一条裤子,赤脚穿一双布鞋,有时脚趾头还戳露在外。可从来没有到过医院吊针输液,更没吸过啥雾剂,身体瓷实壮墩,一年到头不用扔一分钱给医院,倘若有点头痛脑热,服些土方草药就解决了。

  那时我住在县城上街那片被人们呼唤为“小南门”的地方。小南门是旧时武义城里的九座老城门之一。历史上小南门正式的名称为“文兴门”,因这座城门地处县城南端,人们俗称它为“小南门”。

  这座城门比起城里有些城门是不算高大的。在我的记忆中,它的拱形城门洞是用硕大的石块垒砌而成,宽约三四米光景。城门洞上方建有单檐飞角的门楼,木头的梁柱木头的瓦椽,楼里空空荡荡,结了许多蜘蛛网,很有些苍凉落寞。门楼被向左右延展的护城石墙连接着,城墙高约七八米,宽约四五米,农人见缝插针地在上面种了一畦畦蔬菜,中间只留出半米宽的小道,放学后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城墙上疾奔如飞。儿时弄不清楚城墙究竟有多长,只觉得它很长很长。

  小南门一带,先人们建筑了许多厅、堂大屋,被唤作“厅”的杨家厅、陈家厅,里面都能住十五六户人家。我的家就在城墙根的一座叫做“大屋里”的大堂里,里面住的人家十户出头。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住在城墙根儿的人。

  想起住在城墙根的童年往事,如今我在睡梦里也会笑醒。

  那时我天天盼着星期六早一刻到来。天刚蒙蒙亮,我就不用大人催早早地起床了。三口两口扒拉完早饭,扛着小锄头拎着小铁桶,去邻居家的菜地里挖蚯蚓。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就心急火燎地拿上竹鱼竿和小鱼篓,快活得像阵风似的穿出城门洞,站在溪边一门心思钓起了鱼。那时溪中的鱼儿可真多呀,往往不等太阳照上城楼檐头,就能收获斤把有大人拇指般粗细的溪鱼儿。旋风般送鱼回家,中午时分,只听得嬷嬷在厨房里弄出一阵“滋啦啦”声响,满鼻子就灌进了菜子油、姜蒜酒在高温里混合后散发出的浓香。用煎得黄亮亮的溪鱼下饭,我这个十几岁的娃儿,竟能风卷残云般吞下用斗笠碗盛起的三大碗米饭。如今在菜市场里买溪鱼,运气差时,就会买到那种带有煤油气味的,令人恶心。回想起当年用那鲜美的鱼汤浇饭,嘴里就会滋漾出一股涎水来。

  那时我还天天巴望着老天下几天几夜的大雨。一场大雨使得城墙根的那条大溪水位陡然上涨,溪面浊浪翻卷,水流极快,一些人家散养在溪中的鸭子来不及登岸,就被湍流冲到了溪中央的连片的芦苇丛里,鸭子只好在那地儿过夜。我很早就知道了一个秘密,许多母鸭会憋不住在苇丛里产蛋。待大水退去,放学后我就偷偷地瞒过嬷嬷,挎上小竹篮,踏过齐腰深的一段水面,瞪大兴奋的双眼四方搜寻意外的“战利品”。记得有一回,我一共捡到过十五只鸭蛋回家。嬷嬷本想骂我一通,可见了这一小篮鸭蛋,满脸怒气顿消。“这野地上的东西,不捡回来也会烂掉。”我看到她老人家说这话时,眼神里还现出来赞许。由于我高兴过头,不久就向小伙伴们说出了这个秘密,有时放学晚了,我去时鸭蛋早已被别人捷足先登捡拾得一干二净,让我着实后悔和懊恼了好些天。

  城墙根有一口古井,那井水清冽甘甜。老人们说这井的水一年到头供几十户人家上百人饮用和洗涤,但始终满盈盈的从没有涸竭的时候。炎炎夏日,这井的水特别冰凉,有许多人家会把洗净瓜皮的西瓜用网兜吊着沉入井口,待到下午或晚上再提上来,把瓜置在一块砧板上,切成薄薄一片片,搬来竹椅板凳,就着井沿吃起了“冰镇西瓜”。我虽人小但鬼机灵,知道吃瓜的那几个时辰,总会遛跶着到井边蹭瓜吃。有时我嬷嬷也会把乡下亲戚送的西瓜放入井里“冰镇”一天,无论井边有人无人,那瓜绝不会有人捞去偷吃了。倒是嬷嬷总会吆五喝六地用她那副大嗓门,邀约坊里邻间大人小孩来吃瓜,来的早的享了口福,吃得肚子里凉凉爽爽的,来的迟的,只能望着一堆瓜皮流口水。眼下虽时兴“和谐”这词儿,但人心和人心之间似乎已经隔上了些什么。我想,那时邻里间人们亲密接触,和睦相处,不正是对啥是和谐的最好诠释吗?

  在城墙根住了一辈子的嬷嬷,是一个在城墙根那方屋檐下很具权威的女人。每当夏季来临,她总会颠着小脚串东家走西家,联络和策划请民间艺人“唱词筒”的事儿。年过花甲的她很懂得起头人必须身体力行当表率的道理,每年第一场听唱词筒总是她先掏腰包的,包一场要出几元钱,在当时已算是奢侈的开销,但听唱词筒已上瘾头的她虽然平时十分节俭,却在娱乐自己娱乐大家的这件事情上从来不吝啬。在她的发动下,这项娱乐活动往往会连续十几个夜晚。在那个人们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许多人家也十分乐于慷慨解囊包上一场,来为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压根没听说过当时在街头巷尾还有唱词筒这样的民间艺术娱乐活动。

  “唱词筒”是武义部分地区的人们对这种金华地方曲种的俗称,武义的宣平一带称为“唱新闻”。以文艺术语来称谓,它的正式名称叫作“金华道情”,它与杭州的小锣书、温州鼓词、宁波走书、绍兴莲花落合称为浙江省五大地方曲种。它起源于明朝,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金华道情在金华地区流传可考的历史至少已有三百多年,成为很长一个时期金华一带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这种一人多角色坐唱式单档说唱艺术的表演者大多都是盲人,表演过程中,艺人唱一段加几句说套,表演动作不甚夸张,只需有一副好嗓子,旧时就有“艺人一台戏,演文演武我自己”之说。

  我记忆中唱道情的艺人的伴奏乐器很少很简单:一根长约三尺的竹筒,一头蒙上一张猪油皮;两片寸宽尺余长的竹筒,拍打竹筒时发出“蓬蓬蓬”响,敲打竹筒时“吉吉吉”声。夏日的夜晚,明月当空,男女老少围坐于街旁、村头、晒场、庭院,数十上百人痴痴迷迷地静听到深夜而不倦。

  我和住在城墙根的小伙伴们只觉得“吉彭吉彭吉吉彭”的声音很奇特,只是从艺人多变的表情和不断转换的声调中揣摩出个说唱故事的大概意思,内容有宣传除暴安良、伦理道德、忠孝节义和社会传闻,里面的人物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每个故事都很完整,让我不得不佩服盲人的记忆力超乎常人。现在想来,金华道情这种当时被人们热捧的民间娱乐活动,还是具备一部分正能量的教化功能的,剔其糟粕留其精华,它依然在民间艺术的星空闪耀出熠熠光辉。可惜这样一种优秀的民间曲艺,在现代艺术和时尚生活潮流的冲击之下,已近曲终人散,濒临失传,那将是十分遗憾的。

  年过花甲,我已住进有庭院的新居之中。围墙和栏栅把我和邻居相隔出了相当的距离,居处离老城很有些路程。每当想起住在城墙根的那些日子和那些往事,心底便会泛起一圈圈温馨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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